95年妇女面对面沟通平台会议--探讨性骚扰防治法

会议记录



时间:(二),下午14:00~16:00

地点:公务人力发展中心101会议室(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30号)

主办单位:财团法人妇女权益促进发展基金会

承办单位:台湾女人连线

主持人:蔡宛芬

引言人:高凤仙、曹爱兰、黄怡翎

出席者:王芳萍、石玉丽、江幸慧、吴佳益、李兆环、周清玉、林慈玲、林绿红、
高凤仙、曹爱兰、陈来红、陈怡桦、陈金燕、陈雅萍、斯仪仙、曾昭媛、
黄邦吉、黄怡翎、黄淑英、黄铃翔、黄嘉韵、黄碧芬、杨芳婉、叶德兰、
叶宝贵、刘尚伦、蔡宛芬、赖美惠

会议记录:黄怡翎

会议内容:

一、 主持人(台湾女人连线秘书长蔡宛芬)介绍此次沟通平台会议的目的。

二、 与会者自我介绍,并交换妇运动态。

三、 财团法人妇女权益促进发展基金会简介目前推动业务。

四、 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简介目前推动之妇女相关业务。

五、 台北县政府社会局简介目前推动之妇女相关业务。

六、 议题引言:

1. 台湾防暴联盟代表 高凤仙法官:

性骚扰的定义:认定标準应採主关说或客观说?

性骚扰的定义究竟是採取主观认定标準还是客观认定标準,如果有人说了一句话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行为,只要对方听了不高兴,是否就构成性骚扰?例如「女人是花瓶」、「女人是弱者」是否构成性骚扰?依照性骚扰防治法条文的定义来看,第一必须要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行为,所以「女人是弱者」这句话中,女人就是性别;第二必须要符合「unwelcome」,但是这两个要件就构成性骚扰了吗?应该还要再加上两个重要的要件:第一就是「交换利益的性骚扰」,但是「女人是弱者」这句话并未有交换利益的意思,因此最多只能属于「敌意环境的性骚扰」。但是一般而言的「敌意环境的性骚扰」需要符合以下几个要件:一、产生敌意冒犯的情境。二、影响到生活、工作、教育的进行或造成人格尊严的损害,并且再加上主观的认定标準以及「合理人」的认定标準;也就是说除了受害人主观认为受到损害外,同时一般的合理人也同样认为构成性骚扰。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也规定必须要严重或普遍(severe or pervasive)「要了解一个戏剧,不能单凭其中几个场景,而应该以整个表演作基础。同样地,要分析一个歧视行为,重点不是在于个别事件,而是在于事件之整体情况。」所以一个性骚扰行为的构成要件是非常严谨的。在客观的标準之下,再加上严重或普遍的概念,法官的认定标準就会非常不一样了。

此外,特种行业是否没有权力拒绝性骚扰?其实并非如此。虽然从事特种行业,但是却可以拒绝性骚扰。联邦法院的判例:因为害怕失去工作而同意被性骚扰,这也可能是unwelcome的构成要件。因此,是否构成性骚扰是很複杂的,可能会随着法官的价值判断,或是国人的观念改变而产生时代的脉动。

机关机构之防治责任:场所主人责任与雇主责任之分际

性骚扰防治法和两性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不同的地方,在于多了「场所主人责任制」,而不止只有「雇主责任制」的概念。所以在宣导的时候太重视雇主责任而忽略场所责任,也是错误的方向。因为该法强调的是第一线的制止,在这部法实施后,也有了国道警察、捷运警察,也可以看到这部法对公共场所性骚扰产生不错的效益。但是目前对于专业场所的性骚扰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例如育幼机构、老人机构、教堂、寺庙等特定场所的性骚扰还是不受到重视,但纵使不受到重视,将来是会有责任的。例如过去牧师骚扰许多幼童,被依刑法起诉,但是教会却没有任何责任,现在性骚扰防治法课与教会有行政上的责任,如此教会才会去控制所属的神职人员。此外,违反该法的申诉管道是向雇主申诉,因为雇主才有能力叫员工来询问,要求雇主做公正的处罚。所谓公正包括迅速、有效、与行为相当的处理,并且该处罚是可以期待行为人能终止该行为的再次发生。如果雇主不做的话,还可以向县市政府的性骚扰防治中心进行再申诉,而该部门就可能被处以行政处分。因此场所主人责任以及雇主责任得以建立,对于性骚扰的防治也较具功效。

性侵害準用性骚扰防治法

性侵害在法条中不包含在性骚扰中,但是在性骚扰防治法中準用。然而性侵害和性骚扰如何区隔?性骚扰不一定到猥亵的程度,强制猥亵是性侵害,强制触摸是性骚扰;用强暴胁迫手段是性侵害,趁人不备则是性骚扰。然而在性骚扰防治法、两性工作平等教育法、性别平等教育法三法中的规定又不同:两性工作平等法中性骚扰包括性侵害;性别平等教育法则将性骚扰和性侵害并列,而性骚扰防治法则是以準用的方式规範,因此黄淑英委员有提到要同时修正三部法令,但是这样在修法技术上非常困难,所以过去立法的过程中妥协后没有充足的地方还是可以进行讨论与修正。

2. 台大社会工作学系 曹爱兰教授:

针对性骚扰防治法在县市政府实务操作上提出以下几点问题:

A. 危害较大之涉及性侵害犯罪,司法不追诉,行政机关不处罚,反而较轻微之涉及性骚扰行为,行政机关处罚。

B. 性骚扰行为可以行调解程序,调解不成还可免费诉讼,性侵害行为涉及损害赔偿要缴裁判费,法益保护不相当

C. 行政上叠床架屋的情形:有关性骚扰的规範分别在两性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性骚扰防治法中,其中主管单位包含劳工局、教育局、社会局,其中的合作以及资源整合问题需要马上处理,否则在行政上容易造成权责不清,更有可能浪费许多公务员的人力。

D. 该法中许多规範要求中央、地方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并课以惩处,但依照目前的现况看来,各地方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根本没有能力可以进行办理,恐造成将来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再委託社会局来办理。

E. 法条规定各机关、部队、学校、机构或雇用人,其受服务人员达10人以上者要设立申诉管道协调处理,30人以上者要订定性骚扰防治措施。然而所谓「设立申诉管道并且协调处理」即是性骚扰防治措施的最重要内容。因此,其中「设立申诉管道协调处理」与「订定性骚扰防治措施」间的差别为何?此外,10人以上未满30人的公司,如何归类?其中的模糊地带,造成行政机关上的认定困难。

F. 有关单位的内部申诉,其中主管机关接获申诉后,要移送加害人所属机关、部队、学校、机构或雇用人调查,并且录案列管,如此的流程发生两种问题:第一、机关、部队、学校、机构或雇用人是否有能力进行调查?由于在现实上不可能让全国所有的雇用人都明白如何处理一件性骚扰案件,因此,若其无能力调查,是否会造成二度伤害,甚至被害人的隐私完全无法得到保障。第二、若在调查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和解,主管机关是否就无须再进行惩处?然而,其中的和解,有时往往皆不是被害人期待的结果,而是在当时的情势下不得不和解。更将原来主管机关可以惩处的先决条件消除掉了。

G. 在过去施行的法规上如刑法的猥亵罪,其中处罚的额度往往都高于性骚扰防治法,由于性骚扰防治法第二十五条的内容也特别提到「意图性骚扰」,恐将造成行为人主张自己有意图性骚扰,以逃脱重罚,更无须强迫治疗。

综观来看,性骚扰防治法在宣示性上有其功能,若各地方政府在原来的两性工作平等法中有所宣导,「性骚扰」就不会到今天大家都还不知道,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受到性骚扰是在权力关係不对等的环境下,但对于此种偶发性的社区或家庭性骚扰是最难调查的,其中更需要专业的介入。因此,由于上述许多窒碍难行的地方,希望立法院尽快蒐集资料进行修法,否则即便是有法但却因无法执行,也未必是好处。

3. 台湾女人连线代表 黄怡翎:

以性骚扰防治法的执行面切入讨论,提出可能面临之问题:

性骚扰的判定

由于日前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员会在做法令宣导时,在其书面资料也提及「性别骚扰也属于性骚扰」,亦即「女人是弱者」、「女人是花瓶」等语言也包含在性骚扰的範围中。然而「女性是弱者」等字眼,在一般认定标準来说是属于「性别歧视」的语言,如果将其扩充解释到性骚扰的範围,恐将造成大家对性骚扰的定义更加模糊,甚至造成原本的「性骚扰行为」的严重程度被稀释。

此外,猥亵的定义一直以来都是以民国17年最高法院的决议:「猥亵者,其行为在客观上足以诱起他人性慾,在主观上足以满足自己性慾之谓。」与性骚扰有间模糊地带,也易造成有部分行为会因个人的主观判断而造成有的适用性骚扰防治法;有的适用于强制猥亵罪的情形。

性骚扰防治责任界定模糊

该法第七条规定机关、部队、学校、机构或僱用人有防治性骚扰的责任,但其中的界定恐有模糊的空间,因为法条上使用的是「僱用人」的身份别,其中是否表示必须符合「僱用人」身份者,才会被纳入此法的规範範围中?倘若如此,举例来说若一对夫妻共同经营一家早餐店,其每天受服务人员超过30人以上,由于其中并未具备有僱用人的身份,因此不被课与防治的责任。但与上述同样规模、同样受服务人员的早餐店,如果是由一单亲妈妈所开的早餐店,聘请一名工读生帮忙,即符合「僱用人」之身分,因此便必须负起防治责任,违反者还会被处以1万-10万元的行政罚锾,产生因身份的不同而有所落差,其中需负起防治责任的界定产生模糊。

性骚扰案件的调查

性骚扰防治法第十三条将性骚扰案件的调查责任赋予加害人的所属单位,其中即是广泛性的要求所有雇主都有可能必须面临调查性骚扰的动作,但是如何协助或给予全部的雇主有调查的专业性,以及雇主在调查时如请现场证人协助等的权限究竟有多少?此外,由于雇主必须接受申诉进行调查的性骚扰案件,有些是属于非执行公务时员工在外于私人时间所犯的性骚扰行为,然而员工在外的私人行为,却要暴露于职场中,甚至让雇主知道,恐有违反其隐私权的疑虑。

性骚扰案件发生之申诉流程所产生的问题

性骚扰防治法的申诉流程最久要经过21天的案件转送才能进行到实质调查,又由于前述所说调查的专业恐遭质疑,易造成被害人继续提起再申诉,一件性骚扰案件从申诉到结案不包含补件时间最久可能历时231天,案件申诉旷日废时,更有可能由于申诉的流程複杂,造成各单位互相推诿,形成被害人求助无门的现象。

现行法令中有关「性骚扰」之规範

现行法令中,共有三个法令有规範到「性骚扰」的行为,分别是:
两性工作平等法:其适用範围为受僱者于执行职务时遭性骚扰。性别平等教育法:其适用範围为性骚扰事件之一方为学校校长、教师、职员、工友或学生,他方为学生。性骚扰防治法:非两性工作平等法与非性别平等教育法所规範的性骚扰行为。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两性工作平等法与性别平等教育法中的性骚扰行为是属于权力关係较不对等的关係,严重程度较重但无行政罚锾的规定;反而性骚扰防治法所规範的是属于随机性或两造权力关係较不具有强烈落差的性骚扰行为,有行政罚锾的规定。

先前也提到性骚扰防治法第二十五条的强制触摸罪与刑法的强制猥亵罪在判断上有模糊空间,但其中的罚锾也有程度上的落差:强制触摸罪告诉乃论罪,处以刑罚的刑度较低,而强制猥亵罪为公诉罪,处以刑罚的刑度较高。

从执行面来看,目前性骚扰防治法上有多处疑义及困难,为真正落实性骚扰防治法,希冀有更多的讨论,以其建立友善的性别平等空间。

七、 综合座谈:

1. 律师 黄碧芬:

  提出几点最近于讲习时被问及的一些问题:

A. 性骚扰防治法施行细则中规定:人员的计算以被害人申诉当月的第一个工作天的总人数计算,但「受服务人员」该如何被计算?由于该条文有行政罚锾的规定,行政机关应负举证责任,而不是人民的举证责任,但行政机关要如何认定有无超过10人或30人以上?

B. 加害人所属单位的认定为「申诉时加害人之所属单位」,但如果加害人是打临工或是遭申诉后即离职等现象,而该状况又不适用于加害人所属单位不明,因此于此情形下申诉也未能达到效果。

C. 在性侵害準用性骚扰防治法处罚的部分,有鉴于日前行政三法通过后,对于行政处分的理由需要很明确,单是準用的条文就要做行政裁罚的话,有可能会违反行政程序法。

2. 生命力公益新闻网记者 刘尚伦:

  一部法如果对于没有良好的宣传,即使条文立的再好也没有用,日前有媒体披露有许多大企业的雇主并不清楚条文的内容,甚至不知道该法已经施行,因此应该要再做怎样的宣导活动,并且或有怎样的结果?或者是有其他的补强宣导措施?

3. 妇女新知基金会秘书长 曾昭媛:

  从性骚扰防治法实施后,内政部作了许多宣导,其实是有效果呈现的,因为现在基金会的办公室至少每週会有1-2通的谘询电话。由于性骚扰防治法的法规名称看来,容易让人误以为原本早在两性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中规範的性骚扰情况也是性骚扰防治法的管辖範围。由于过去两性工作平等法也有要求雇主于职场上有性骚扰防治的责任,但因为劳委会的宣导没有内政部来的用力,以致于许多企业能不知道自己有被课与防治之责。因此,内政部在宣导上,如果能与劳委会及教育部共同合作,将三法适用的範围谈的更清楚,避免企业对于性骚扰防治法过多的恐慌。此外,现在在报章杂誌等各媒体对于性骚扰的定义非常混淆,例如有人说调情也是性骚扰等,形成大众对于性骚扰草木皆兵的恐慌情形,因此除了在修法的部分外,大家也应在社会文化中进一步澄清,以减低大家的恐慌。

4. 台湾女人连线理事长 林绿红:

  两性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性骚扰防治法三法都施行后,比较令人忧虑的是原来大家对于性骚扰有较清楚的定义,即权力不对等情形下所发生的行为,但性骚扰防治法实施后,该法主要处理公众场所的性骚扰,较没有服从不服从的问题,倾向是对社会秩序的违反,因此,原来的社会秩序维护法就有可能可以处理,然而性骚扰防治法通过后,有些原来以社会秩序维护法处理的行为,变成需要要走性骚扰防治法的流程。

此外,过去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皆由警察逕为处理,但性骚扰防治法通过后成为雇主的责任,警察会觉得和自己比较没有那幺大的关係,雇主无形之中也要担负起过去警察的责任,同时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也令人忧虑对人的隐私部分。雇主开始可以调查员工在工作时间以外的行为,是否会变成职场上成为解雇或不当对待的理由,员工的隐私也有可能因为纠纷的关係而暴露在职场中,其中该如何防治是将来更需要思考的问题。

5. 台大社会工作学系教授 曹爱兰:

  两性工作平等法中有性骚扰的专章,该法已经实施3年多了,究竟有多少人了解性骚扰的问题?以台北县来说,30人以上的事业单位几乎都已经订定了性骚扰的申诉及处理的规则,因为台北县政府都会限期订定,若能不订定者,将会处以罚锾。因此企业到清不清楚要看该地方政府用多少力气来推动。而台北县政府在宣导上有个不错的方法可以供参考:台北县政府每年都举办很多梯次的「种子营」,请每个企业推荐一名有兴趣的同仁提供种子训练,训练结束后,该人员就会长期加入县政府的种子队中,他在职场中就专门做性骚扰的宣导,种子就会扩散在各个企业体中,即便是换了工作也会到新的职场中从事种子的工作。

此外,我也同意刚刚绿红所提到的,过去在公共场所发生性骚扰时,大家直接就是送警察局处理,但现在送了警察局后,可能要先调查其所属单位、是否有性骚扰的意图等等。不似过去以社会秩序维护法处理来的方便。

6. 台湾防暴联盟代表 高凤仙:

  刚刚有许多会众提到两性工作平等法和性别平等教育法中的性骚扰属于权力关係较不对等情形,但其实同事间或是同学间的性骚扰也并非属于权力关係较不对等的状况,而是属于敌意性环境的性骚扰,不应该对此产生误解。

7. 行政院妇权会委员 陈来红:

应针对三法併施产生的法律竞合问题进行解决。此外,我建议在各地也都举办性骚扰的沟通平台会议,以蒐集各地妇女团体

8. 内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员会执行秘书 林慈玲:

  目前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员会已经因应性骚扰防治法的上路,委託妇女团体在各地区举办法规说明会,并且录製电视广告、对雇主责任的宣传单张等,将来也预计再举办多场的宣导会议。

其次,性骚扰的定义需要进行釐清,但是由于性骚扰的判断需要视每个个案发生时的情境来判断,需要更多的讨论以寻求共识来定义,无法立即釐清。

9. 台北县警察局妇幼队副队长 斯仪仙:

  先回应刚刚与会者的发言,有关于性骚扰防治法实施后,警察机关并不会因此而不积极处理。另外,有关性骚扰事件的调查,若将调查全面赋予警察进行,都会造成行政资源排挤效果。

10. 妇女新知基金会秘书长 曾昭媛:

  日前有听说有人提出对于性骚扰的定义要以check list的方式来认定,这是非常危险的认定方法。性骚扰的判断无法以量化方式认定。

11. 行政院妇权会委员 杨芳婉:

  就性骚扰防治法之适用,有如下几点问题:

A. 雇主与受僱人间的僱佣关係是否得以让雇主有有权管辖/调查受僱人下班后的行为?

B. 本法第七条所规定的组织成员在非政府组织中如何计算?会员是否属于成员?或只指工作人员?而雇主又指的是谁?理事长、董事长…?

C. 加害人不明或无所属单位时由警察机关调查。但刑事调查与行政调查之界线,是否使第一线警员调查程序有所不同?

D. 性别歧视是否等同性别骚扰或性骚扰?

E. 申诉程序是否属不告不理? 若调解成立,申诉撤回,行政机关应否继续调查并进行裁罚?

F. 性侵害準用性骚扰防治法的裁罚,是否欠缺具体明确之规定?

建议中央主管机关应针对「性骚扰防治法」所生疑义,进行专家或专案研讨,并举办县市政府第一线承办人员类似今天这样的沟通平台会议。

12. 台大社会工作学系教授 曹爱兰:

   性骚扰防治法已经上路了,虽然还有许多问题亟待釐清与解决,得以达到能真正落实的效果,但对于社会大众应防治性骚扰仍是有正面意义的,性骚扰的问题被受到重视。

13. 台湾防暴联盟代表 高凤仙:

  过去很难有此种机会与妇女团体进行沟通,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参加妇女沟通平台会议,可以藉此听到不同的意见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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